作者:王丙乾
王丙乾,原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有新作《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等。该书回顾了新中国财政发展的重大历史片段,曾经见证过许多具有首创性的重要事件和政策。对财政工作者而言,这是一本了解、研究我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不可多得的教科书和文献。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财政从非常困难走向今天的辉煌,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很多,其中,优良的部风是我们财政工作不断取得成绩的根本保障。
优良的部风形成于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
新中国财政建立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60多年中,国家财政由战时财政过渡到经济建设财政,由计划型财政过渡到市场型财政,由主抓国内财政进而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工作的领域越来越宽,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纵观财政事业从艰难险阻走向辉煌,既离不开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心,也离不开薄一波、李先念、张劲夫和吴波等几位老部长带领众多财政人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创业的历程。特别是前30年的艰苦奋斗,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为后30年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个财政工作者,都不可以忘记前30年的风雨历程。
新中国的财政事业是在革命根据地财政中孕育成长的,能吃苦、能战斗、不怕牺牲、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令我终身难忘。我们党始终重视财经工作,在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的过程中,就在不断积累和丰富财政管理经验。毛主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办财政,不断完善各项财政政策和制度,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时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财税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保定等大城市相继陷落,冀中平原成了敌占区。我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参加革命,那年13岁,当时蠡县县委办干部培训班,招我去当勤务员,也就是端茶送水,后来就留在蠡县县委机关,继续当勤务员,后来做刻字员。当时能够为抗日工作,是很兴奋的。我非常努力地学习写仿宋字,练习刻写蜡纸的技术。当时蜡纸、纸张都非常紧张,为了不浪费,都要特别仔细。在工作中,我自己还摸索出不少刻写技术。期间养成的细致工作习惯,对我此后从事财政工作帮助很大。
刻写工作也让我进步很快。它不仅能让我先学习到党的文件,而且还能逐字阅读,既掌握了学习方法,又提高了政治觉悟。记得刚开始刻字的时候,刻一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文章,我对布尔什维克是什么意思还不清楚,随着刻文件看文件的逐步增多,我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但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干劲儿十足,斗志昂扬,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时不仅印机关文件,还编印了不少文化读物。中共冀中区党委还发起了“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最后选编了四册《冀中一日》,解放后还正式出版过。
1940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被安排到冀中九分区地委机关工作,最初也是做刻字员,其间还做过收发工作。著名的抗日小说《敌后武工队》就是以我们冀中九分区的抗日战斗事迹写成的,读这本书感觉特别亲切。我也亲身参与了一场伏击战,当时我们九分区的供给部部长让日本人抓去了,说是要从某条道路押送,九分区就派手枪队去营救,书记让我也跟着去。我们在道路旁埋伏,准备打个伏击战。不料,敌人却走了另外一条路。
环境越是艰苦,我们的斗争意志越是坚强,学习也更加刻苦。因为肯钻研,我一度被安排到材料室做研究员,做了一段研究和写文件的工作。后又调到冀中九分区白洋县委任秘书,就在白洋淀一带。因为敌情复杂,我们经常转移。这个村住几天,那个村住几天。敌人来了,我们有时躲在鸡窝下面的地道里,有时躲在夹壁墙里,在老百姓保护下,每次都化险为夷。有时候敌人来扫荡,我们就跑到他们据点去。在抗战后期,敌人更加疯狂地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特别是1942年冈村宁次发起的“五一”大扫荡十分残酷。当时冀中炮楼成林,公路成网,人说是“出门登公路,抬头见炮楼”。我们当时就住在船上,躲进芦苇荡里。芦苇荡里的水很深,沟汊多,日本鬼子进不去。我们的船也小,每条船只能住两三个人。在船上坚持了很长时间,吃喝都在船上,我们虽不是雁翎队,但生活和雁翎队也差不多。那时有些县委坚持不下去就撤到路西的太行山区,我们一直在冀中坚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当时大家很兴奋,以为要和平了,没有想到内战又起。我最初在冀中九分区做了一段审计工作,1946年5月被组织调到冀中行署审计委员会,任审计干事。审计委员会的干部生活一度由军区管,给我们发了军装,实行军事化管理,后来改由行署财政厅管。
在审计委员会,我主要负责编预算,编好后还要到晋察冀边区汇报,主要是向吴波同志汇报。吴波同志当时是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处长,他总夸奖我们预算编得好。后来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成立了联合财政厅。有一次预算由行署通过了,领导让我骑自行车直接送到联合财政厅去。为了让我在路上能保护自己,给了我支枪。先给了我一把小枪,我认为无法打敌人,后来在我的要求下换了一把“三八”盒子枪。当时行署每年要编一本预算,但一不给钱,二不给粮,只是批准而已。各行署也都是自行筹款筹粮,边区也没有钱补。后来吴波同志看我预算编得好,边区也正好缺人,就把我调到边区财政厅。我记得是坐着大马车过去的。到了边区财政厅,我的工作还是编预算。预算收入方面的编制和执行都不容易,当时取之于民的是不少,人民负担也是比较重的,我们不能忘记,是人民支持了我们的革命事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财政部条件非常简陋,生活艰苦,财政人凭着勤于奉献、艰苦创业、刻苦学习的精神开创了财政事业的新篇章。财政部最初的驻地被安排在司法部街,那时大概是1949年4月,当时住得很简陋,一间房100多平方米,大家都在地上打通铺。在华北财政部时,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除了口粮和菜金外,还有很少一点津贴。衣服、鞋子、袜子等生活必需品都是发实物。进城初期还实行了一段时间的供给制,大概是1952年开始发工资,但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工资比较少。
由于刚解放,部里多数是年轻人,对新生活都充满期待,很有朝气。天天清晨进行“劳卫制”体育锻炼,如饥似渴地学习苏共党史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书籍,晚上阅读各人自选的读物,向科学进军。我一来就在预算司,司里的党、团组织健全有力,经常组织学习、讲座及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其中特别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如打算盘、统计制表、经济核算等。当时预算司的业务干部人人都打得一手好算盘。有些时候还得自己琢磨学习,我曾经弄到一部手摇计算器,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用,我们就自己琢磨,硬是琢磨出来了,在后来的工作中帮了大忙。
当时预算司的工作任务很重,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晚上大家都下了班,我吃完饭以后,经常抱着一个小被子去加班,连夜在办公室写东西、学习,晚了就睡在办公室,第二天早上再把被子抱回宿舍。我还抽出时间看一些小说,通过读小说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写作能力。在财政部工作,有两个能力必须掌握好:一个是数字能力;另一个是写作能力。能写出简练明晰的公文,是很重要的一项业务能力。
现在,时代进步了,国家强大繁荣了,财政部的工作条件也非常好了,很多年轻人都是高学历毕业来到部里工作,但是,年轻人不能忘记艰苦朴素、刻苦学习的传统。记得1979年3月,我率领部分司局的同志一起去法国和西德进行了一次业务考察,这是我在财政部工作以来,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考察日程安排紧,工作强度大,白天访问,晚上汇总白天的访谈情况,归纳整理,翻译相关的资料,我要求考察材料一天一报,工作量很大,我每天都要看他们报的材料,随行同志都很辛苦,考察收获也很大。在离开法国之前,考察团就将出国的考察报告交给了当地的交流机构,对方惊讶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认真的考察团,也因此对中国人的工作精神有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们这次考察因为经费紧张,没有安排任何购物和观光。记得一天我们到了艾菲尔铁塔附近,我问我们考察团管经费的同志:“能不能上去看看?”管经费的同志说:“我们经费紧张,没钱。”我就只能说:“那就算了,我们就不上去了,就在下面看看吧。”结果也没能上去俯瞰巴黎全景。而且巴黎的商场也不敢进,因为按我们当时的收入,东西都太贵买不起,只有跳蚤市场的东西还负担得起。但使馆同志跟我们三令五申买东西的包装袋能看出买东西的地方,买跳蚤市场的东西回饭店会丢中国政府官员的脸面,丢国家的面子,结果也不敢买,至今仍记忆犹新。
老一代财政领导人 树立了永久的丰碑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国家领导人对财政工作非常重视和关心。在财政走过的风雨历程中,留下了他们的心血,耸立着他们的身影,在我这个85岁的老人心里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在他们的领导下,财政部几位老部长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张劲夫和吴波同志,都始终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克己奉公,严以自律,做出了突出的业绩。我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几十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在这些老部长指导下工作,学到了他们的人品,学到了他们的理财思想,他们都是财政历程中不同时期的丰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财政部曾被称为国务院部委“三大清水衙门”之一,几位老部长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财政部建立了良好的部风。
优良的部风,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实事求是是处理一切问题的重要方针。我们做财政工作一定要坚持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做到既要敢闯敢干,又要善于总结,充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来办事,努力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好更快。薄一波等几位老部长不仅反复强调在财政工作中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而且在工作中身体力行地遵循贯彻。他们坚持党性原则,从国家利益出发,丢掉私心杂念,敢于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情况。我觉得,现在有些部门只报喜不报忧,这是一种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财政部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必须如实汇报情况,有喜报喜,有忧报忧,不能把问题隐藏起来。同时,搞财政工作必须坚持原则,不能唱高调,不能为错误抬轿子,不能随风转,不能说大话,必须求实务实。对此,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一次会议上曾赞扬财政部的工作有两条基本态度是很好的:一条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反映情况,暴露矛盾;另一条是一旦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就坚决执行。
优良的部风,是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几位老部长始终以忘我的精神,深入实际,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苦干实干的敬业精神感染着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态度及部风影响很大。财政部门是一个综合部门,具有联系面广、反应灵敏的特点。必须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艰苦奋斗,才能把财经工作抓好。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踏实细致的作风来对待工作,就会给国家造成损失。
优良的部风,是勤俭节约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为国理财、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几位老部长将勤俭节约的理念,一以贯之地应用于财政工作实践中、日常生活中。他们公私分明、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精神感染着我们,大家以他们为榜样,形成了我们勤俭节约的优良部风。
老部长吴波同志很重视和提倡勤俭节约,认为这不仅是一个财政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勤俭节约是理财的根本,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克服各种困难,走向胜利的法宝,同时也是发展壮大国家财政的重要基础。理财的大忌就是铺张浪费,花钱大手大脚,从而产生腐败因素。我非常赞同他的这个观点,20世纪90年代我曾让财政部科研所的同志找红学会专家共同研究过《红楼梦》里贾府的理财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俭则兴、奢则败”。所以,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实行廉政,反对腐败,是党和国家必须坚持的长远方针和重大措施。节约不光是节约财力,还有资源、物力等许多方面,从治国理财到企事业单位的规划用度都要厉行节约。
优良的部风,是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财政部门虽然是权力部门,但是要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一定要处理好财政部与其他部委、财政部与地方相关部门的关系。我们做财政工作既要理解别人,也要尽量让别人理解我们。对于来申请资金的其他部门不能摆架子,要礼貌接待。我记得有一次正在开党组会,听说某省的副省长带队来财政部申请资金来了,我就暂停会议亲自到楼下去迎接。虽然最后并没有答应拨款的要求,但这个副省长还是高高兴兴地走了。人家来要钱,也是因为有了困难,需要帮助,大家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因此绝不能随便批评人,要让对方理解我们财政工作的规矩。对于实际存在困难的部门,即使不能在资金上给予帮助,也要积极主动地替他们想办法,给予工作上的指导。给不了钱要给个好态度,这是财政系统一贯的作风,希望财政青年能将这样的工作态度传承下去,树立良好的财政部门和财政干部的形象。
既要放眼全局又要细致严谨
1946年5月我被组织选调到冀中审计委员会任审计干事, 1949年进京到财政部工作,首先在预算司工作,参加了共和国第一个预算的编制,以后又亲身经历了共和国财政制度建立发展的艰难历程,为财政工作奉献了我的全部青春,1992年,我卸任了财政部长职务。现在回过头来看,以预算工作为例,我认为,做好财政工作要把握好以下几方面:
必须学会从全局考虑问题。财政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财政部门作为综合部门,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国理财,首先就要树立全局观念。比如,编制国家预算,既要考虑每项收入又要考虑每项支出,既要考虑每项收入的可能又要考虑每项支出的需要,不能就业务谈业务,必须结合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国家的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发展,等等,全盘考虑国家预算的编制。因为预算反映出整个方针政策。陈云同志曾说真正从全局考虑问题的就是国家计委(现在的发改委)和财政部。
必须具备一丝不苟的精神。所谓刻苦,首先必须刻苦学习。要抓时间、挤时间学习业务知识,包括国外的业务知识和国家的政策方针,还要和计算收入支出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工作逼着你必须得学,你不学遇到问题怎么考虑?我在预算司时的工作总是那么忙,必须挤时间来学习,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这不是讲大道理。其次,刻苦表现在工作上是百折不挠、不厌其烦的精神。以我在预算司时的工作为例,我们过去说,一年预算预算一年,没完没了的反反复复变化多端,老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你刚弄好了,又出一个什么事。因此在工作中必须有不厌其烦的态度,这一条特别重要。除了刻苦以外,还必须做到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数字,哪怕是一个小数点,都必须十分的认真。那时候编预算都是手写,手写一张表,有一个错字,即使涂改了,也必须回去重写,交上去的绝对是干干净净,一目了然。这样做的确很费时间,但是我们的工作不能有一点疏忽,一点点疏忽都会出大问题,如小数点差一位,就是多少钱啊。预算司搞的材料,都是交给部长或司长作为决策的参考,不敢有一点差错,一张表一个数码都要认真。现在预算司也是这样子,上报的材料甚至要核对10遍20遍。在预算司工作必须这样,必须对相关数字、每张表非常有把握以后才能上报。预算司干部多年来养成的认真负责、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难能可贵的。
必须擅长打硬仗打攻坚战。在预算司工作加班加点是正常的,有时赶上急材料要通宵达旦,同志们常常是第一天加班到第二天早上,一抹脸照常工作,这都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由于工作忙几个月没有礼拜天,有时候出差,半夜三更回来,第二天照常上班,没有说要休息的。我自己体会,预算司这支队伍,必须具备能打硬仗、能连续作战的精神。
必须练就记数字的硬功夫。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担任预算司的司长、财政部党组成员,多次见到周恩来同志,他经常亲自看财政预算报告。他不仅关心报告的总体质量,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也很注意。其中有一次,我陪一位副部长去周恩来同志办公室,陈云同志的秘书段云同志交代我,不要主动发言,随时等待周恩来同志问询。财政支出中有一个科目是支援穷社穷队支出,周恩来同志看完后,认为这种称呼不妥,建议改为支援社队支出。汇报完后,周恩来同志和我们一起吃工作餐,只有面条和白薯,虽然很简单,但感到十分荣幸。在周恩来同志身边,看到他的言谈举止,聆听他的理财思想,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在别的领导面前夸奖我是“数字篓子”,说不清楚的数字就问王丙乾,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预算司的干部必须具备两个能力:一个是数字能力;另一个是计算能力。预算司数字是很重要的,必须练好记数字的功夫。
必须以实践调研作为决策的依据。预算司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深入到地方进行不同形式的调查研究,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专题调查,有的是整个预算执行的调查,有的是召开一些座谈会,有的是部分地区座谈会。部分地区调查座谈会这个形式比较多,就是找几个省,不同类型的省,约定一个时间在一块开会,有的还要到现场。对预算执行情况的调查,按月份、季度、半年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不断给领导提供情况,反映问题,提出建议。有的是专题调查,比如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专款用得怎么样,基础建设专款用得怎么样,要做全面详细的调查。有时还到国外进行考察,通过对比,汲取国外的经验,提高我们的工作。
必须搞好团结协作。这个团结协作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本司局与部内各相关司局的团结协作;二是本司局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部门的团结协作;三是本司局内部的团结协作。这三个团结协作一个也不能少,特别是本司局内部,一定要发扬团队精神,一定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够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各项工作。
必须讲真话讲实话。国家各级财政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和可能的矛盾是永恒的矛盾,而预算司在这个问题上是矛盾的焦点。预算司一方面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根据掌握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敢于在会上给领导提出不同的看法,揭露矛盾,供领导决策时研究参考。当时给李先念副总理汇报工作,财政多少家底,我们到底有多少钱,还应该怎么办,都直接给李先念同志说,这是对上。对下也要实事求是,说实话,不说套话。我后来当部长时,虽然财政困难,给不了地方多少钱,但是地方来的同志,我都认真接待,不给钱给点政策,给点出路,或者给点情况说明,给点办法,人家总是有点收获。还有一个就是不敢说大话,就是有十分把握,也只能说七八分,不敢随便答应要求。因为你权限所在,你负不了那个责任,否则误人误事。
传承优良作风是树立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陈云、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国财政战线迅速建立起了具有坚定政治立场和较高业务素质的干部队伍,我有幸也成为其中的一员。1949~1980年的31年中,我们这支队伍经受了战火和斗争的严峻考验,迎难而上,奋勇拼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财政体系建设和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0年8月,我正式担任财政部部长,开始成为这支队伍的排头兵和指挥员。接到手里的队伍,依然富于凝聚力和战斗力,但是,面对“文革”的十年“创伤”,面对改革开放的艰巨历史使命,我和部党组的同事们必须全力加强和完善这支队伍,使其年轻化、知识化和革命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从稳定和保障现有队伍做起,积极引进和补充优秀人才,破格提拔、大胆任用、唯贤是举;大力推动干部教育与培训机制建设,既全力保障广大财政干部业务学习和能力提高需要,又为全社会输送大量优秀的财经人才;为使广大青年干部更好地适应工作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我们又建立了青年干部的基层锻炼机制。
做好财政经济工作,需要有一个强大有力的干部队伍,需要有一批精明能干的专家、人才。这样才能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结出丰硕的果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英明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怎样更好地实现它,还是要有一支好的队伍。开创新时期财政工作的新局面,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没有一支思想好、有干劲、懂业务、会理财的干部队伍,这些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建设一支优秀的财政干部队伍,主要是注意发现人才,并建立良好的干部晋升和激励机制。同时,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全方位地爱护财政干部,创造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和环境。我们要把财政工作搞好,真正为国家经济建设出大力,做出更大贡献,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看我们干部选拔和教育工作做得怎么样,能不能把我们的干部素质,经过下苦功夫,大大提高一步。财政干部要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有相当的理论政策水平,有丰富的财政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还要懂得一些经济和技术问题,等等。如果不抓紧干部选拔和教育工作,不培养人才,我们工作中就会感到吃力,事倍功半,甚至有好多任务完成不好。因此,重视人才、尊重人才是搞好财政工作的基础。
财政部成立财政科学研究所,对于财政界可以说是一件大事。从此,我们不仅拥有了自己的研究财经问题、培养人才的机构,而且有利于推动财政工作的发展,使财政工作减少盲目性,加强针对性,这在50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验证。1986年,财政部科研所成立30周年,这一年,我开始主管科研所,直到1993年离开财政部。我的文化程度有限,理论水平也不高,主管科研工作对我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提高的机会。科学研究成果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起引导和指导作用。如此往返形成良性循环之后,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科学研究虽然是软件,但我们应当把它当成硬件来抓,把科研工作看得和业务工作一样重要。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以及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科学研究,财政部门也有重视财政科研的传统。现在,有许多学者型人才担任财政部门领导职务,他们不但重视科研,也亲自参与科研工作,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传承优良部风,开拓创新,要重视青年同志的作用。我提倡,年轻人应该向老年人学习,老年人也应该向年轻人学习,要互相学习。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特点、优势,你们热情,有活力,我们老同志有过去艰苦时代的经历,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我们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在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围绕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不仅改变了“三农”状况,也影响了中国发展进程。其中,世纪之交开展的农村税费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