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之军
莫之军，1963年11月出生于鄂西北南漳县，曾经服役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员到湖北省财政厅工作，现在湖北省财政厅科研所从事机关刊物编辑工作。业余爱好文学，曾在《诗刊》﹑《长江文艺》等百余家报刊发表诗歌﹑随笔﹑散文等文学作品若干。1998年出版诗集《为往事而歌》，2004年出版诗集《风中短笛》，并有多首作品荣获过有关报刊优秀奖，另有诗歌作品入选多部诗歌选集。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向太阳》是诗人艾青以1938年4月的武汉为现实背景，从知识分子抒情的角度，描述出抗战初期国难当头群情激昂的社会情绪。太阳意象具有总体象征意味，是中国人民现实觉醒与对未来希望的美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90华诞前夕,笔者先后采访了安东泰﹑韩文卿﹑李培林﹑李世玉﹑王忠厚等几位老同志,他们讲述在新中国成立前不同时期走上革命道路,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怀有深厚朴素革命感情的故事，令后辈感动不已。
安东泰：从师范生到红色战士之路
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到山西不久，革命的种子如春笋般从三晋大地上萌生起来。时年我14岁，正在省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此时，山西的“阎王”阎锡山如热锅上的蚂蚁，非常恐惧共产党和红军的到来，非常害怕红色的种子在他的“领地”上蔓延，于是，他对共产党员和有红色思想的人大开杀戒，明码标价杀一名共产党员奖100个光洋，举报一名共产党员奖6个铜板。顿时，为了蝇头小利，有人恣意以不实之词，嫁祸于人，一时栽赃诬陷在山西各地盛行，太原城更是陷入一片血腥杀戮的白色恐怖之中。
我的同班同学车明轼有一位堂兄此前在阎锡山老家五台县河边村修路，后被他人告发为共产党，理由是他布鞋底上扎有一道红线，这根红线就是共产党的联络记号，随即，被抓进大牢，最后，他实在经不起严刑拷打，就屈打成招，说自己是共产党员，问是谁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他就胡乱说是在太原读书的堂弟车明轼介绍的。就这样，五台县警察局一封特急电报打到太原，太原警备司令部就将车明轼抓了起来，关到警备司令部。那时，我虽然与车明轼同班，但与他交往并不多，感觉他人很好。
有一天，班主任老师荻景襄找到我。他向我介绍了车明轼被捕的事，说车是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竟落此劫难，动员我发动同学们一起到太原警备司令部交涉救人。因为，那时我在班上虽然年龄最小，但学习最好，由我出面号召同学比较合适。我答应了荻老师。当即与我们第一师范推选的几位学生代表一起赶到太原警备司令部交涉，要求释放车明轼。警备司令部的人对我们说，他们早在两天前已经将车明轼移交给省高等法院了。接着，我们又赶到省高等法院，这边的人却说，他们关押的囚犯中根本就没有车明轼这个人。于是，我们又赶回太原警备司令部交涉。这次警备司令部的人不仅不能说出个所以然，还竟然以无理取闹为由要将我们也抓起来。后经一位好心的老者劝解，他们才没有将我们这群学生娃娃抓进去。事后，荻老师告诉我，他通过内线打听得知，车明轼同学在被捕的第二天，就被太原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党嫌疑分子之名，将其与其他几位有进步思想而被捕的人一起枪决了。时年，车明轼还不满16岁。
车明轼同学死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无端地消失了。他的死，对我震动很大，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他的死感到愤怒而又无奈。荻景襄老师看出了我的苦闷。有一天，他趁教室无人时，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送给我，说或许对我有一些帮助。我匆匆怀揣着这本小册子跑到学校的后山，躲起来看。从这本小册里，我知道了过去少闻的C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通过CCP，我似乎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光明。后来，荻老师又偷偷地送我几本类似的小册子看，每每看过后，我就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在心中燃烧。不久，荻景襄老师离开了第一师范，和几位进步学生成立了师生游击队，作为对革命有一些启蒙认识的青年，我在荻老师和高一年级的同学陈希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介绍下，也参加了他们的师生游击队，成为一名红色战士，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还有一件事让我难忘。1942年5月，日本鬼子要对晋冀鲁豫边区进行大扫荡。有一天，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要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财政部代部长）一起，随同八路军一二九师转移。途中，我和新华社一名记者在山西榆社县分散行动时，被敌人包围到一山崖处，眼看敌人一步步逼近，为了不被敌人俘获，我们同时从山崖上跳了下去，紧随而来的敌人见我们跳了崖，以为我们死了，就撤了。等我从一阵阵痛中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腰疼得已经不能动弹了，往下看，新华社那位记者与我悬挂在山崖同一棵树上。巧的是，山崖下一位老乡打柴时发现了我们，他将我们救了下来。几天后，当这位老乡将我们送到边区政府驻扎的一个村庄时，才知道边区政府已经为我们开过追悼会。原来，我们分散行动后，戎子和副主席发现我们没有归队，他当即派了几名同志回头找我们，当寻找的人到了我们跳崖处，从当地群众口中得知，前几天，有几个八路军在这儿跳崖牺牲了。这几位同志不知道我们已经被老乡相救，就误以为是我们牺牲了，回去向戎子和副主席报告，因此，边区政府专门为我们开了一个追悼会，我们就这样光荣地成了一次“烈士”。
安东泰：1916年生，山西省应县人，1937年8月参加革命，1941年12月入党，曾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离休前任湖北省财办顾问。2013年9月逝世于武汉。
韩文卿：从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
1948年9月，根据中央的决策，冀中区党委决定从冀中老根据地40多个县中，每县抽调一位熟悉财政工作的同志到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所在地集中，准备南下。我有幸被抽到了，就随其他同志一道到了西柏坡。在西柏坡学习时，中央领导董必武同志找我们谈话，鼓励我们要将老根据地财政管理好的经验与做法，毫无保留地带到并运用到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中。11月底，我们按南下规定要求，身上除了只背几件换洗的单衣和布鞋外，都没有超过规定要求的8斤以内的负荷。我们先从西柏坡出发，经山西太行山，一路步行，长途跋涉，最后才到河南洛阳。到了洛阳，没有地方住，我们就在一座破庙里硬坐了一夜。次日天刚亮，我就到中原财经办事处，向时任财政处处长王觉报到。1949年2月，我随中原财经办事处一起迁至河南省会开封，仍在财政处工作。5月下旬，我又接到组织通知，继续随军南下，于5月24日到武汉周边的黄陂县。5月26日，接命令，在参加完隆重的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后，我又随武汉军管会同志一起参加了对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接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按组织安排，先到湖北贸易公司工作，后又先后到省工商厅﹑省商业厅﹑省财政厅﹑省财办等多个财经部门工作。
回顾我的一生，几乎都在与财经打交道，长期做着同志们戏称的“管家”工作。因而，我对财经工作有着很深的感情，对财政工作感受更深。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的财政工作，都与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发展时期，财政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其次，不同时期，我们财政工作的职能、工作的重心是不同的。比如，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财政工作的重心就是要保障我军部队的物质供给、保证军民生活的需要。记得1947年9月，我作为肃宁县财粮局长，带着20多名财粮干部和40多辆满载着粮﹑油﹑食盐等物资的骡马车组成支前大队，参加了由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指挥的清风店战役。当时，部队深入到哪里，我们支前大队就要跟进到哪里。清风店战役我军共歼敌1.7万余人，生俘1.4万人，其中包括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等将校级军官10余人，这也是晋察冀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后的第一个大胜利，对扭转华北战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次战役结束后，我们因后勤保障供给有力，受到了上级的表扬，部队同志还奖励我们支前大队一些枪支弹药等战利品。这就是战争时期我们财政职能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财政职能就随着形势发展变化而变化，前30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发展时期，我们财政的职能主要反映在发展经济上。1973年，按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指示精神，为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省财政设了“财政周转金”，不要利息，以“财政周转金”形式扶持地方发展，开辟财源。如我们支持麻城县白果公社建了一批小企业，发展了地方经济，增加了税源。白果经验，当时在全国都很有影响，财政部还专门为此开了现场会，全国推广他们的经验和做法。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我们国家的财政职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了，国家财力壮大了，党和政府更加注重民生，财政在民生方面投入逐年增大，人民从改革发展中得的实惠更多了，这是我们几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因而，我们财政部门的同志现在要珍惜当前好的发展环境，更加细致地为人民理好财服好务。
韩文卿：1922年生，河北省肃宁县人，1940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入党，曾任湖北省财政局局长、党委书记，省财贸办公室主任，离休前任湖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2013年7月逝世于武汉。
鄂豫边区随军建国公学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新四军第5师第7团工作，任团部供给处会计。1945年9月,正当我们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结束欢呼时。这时，传来一个不祥的消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要消灭共产党，准备打内战。树欲静而风不止。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集结了30万兵力，包围了中原解放区郑位三、李先念部6万新四军，并准备发起进攻以发动全国性内战。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原新四军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除留少数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外，以一部向东行动，主力约 7个旅和中原部队领导机关分南北两路突围西进。
1946年7月我们七团一营突围。有趣的是，我们突围时，别的同志身上背的都是枪支弹药，而我身上背的却是一袋子银元，这是我们整个营突围中的生活费。一袋子银元，算起来有100多个。急行军突围中背上这样一袋子银元，却是沉甸甸的。我们在过敌占区，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时，教导员担心我一个人背不动，想安排一个战士替我背，被我谢绝了。我对他说，因为我是会计，管理好银元是我的职责，所以再苦再累，我也必须自己背。再说，安排一名战士替我背银元，就必然减少一名战斗员。就这样，我在整个突围过程中，坚持做到了肩不离银元，银元不离肩，没有丢失一枚银元，并安全地冲过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线。
1946年8月1日，我们在突围途中到了陕西的丹风县一个叫土门的地方。侦察员报告，前面发现了敌人一个连的兵力在山林中搜索我们。狭路相逢，打？还是不打？营长孙万祥﹑教导员马书年与大家合计了一下，决定乘敌不备，打他们一个突然袭击。于是，我们沿山沟两边设好埋伏，另外让一部分同志化装成敌人喊话，声称是自己人，引敌进伏击圈。果不其然，敌人上当了，走进了我们的伏击圈。这时，在孙营长一声“打”的号令下，我们埋伏在山沟两侧的同志，同时将手榴弹﹑机枪都瞄向山沟下的敌人。山沟里的敌人被突如其来的“自己人”打得晕头转向。接着，我们的同志犹似猛虎下山，从山上向敌人冲去。瞬间，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结束，经盘点，我们共打死敌人20余人，俘敌80余人，缴获步枪50余支，机枪五挺，小炮一门，另外还有法币一箱。经审讯敌方连长，方知这是国民党整编第3师赵锡田的一个搜索连。这次突袭战，干净利索，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李培林：1927年生，湖北省黄陂县人，1945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2月入党，曾任湖北省财政局副局长，离休前任湖北省财政厅顾问。
我们东轸家庄村是牟平县一个抗日活跃地区。我们村很早就建立了党的组织，我常见一些穿灰棉布衣的人到村宣传抗日思想。1943年，我14岁多一点，我们村成立了青妇队，我的一位小学老师让我担任青妇队队长，组织村里妇女一起宣传抗日思想，帮助八路军和武工队做一些拥军布鞋之类的事。我欣然接受了。就在这位老师的帮助下，组织村里妇女唱抗日歌曲，为武工队开会站岗放哨，纳布鞋。
从事抗日工作危险性不需要说，是自然的事。我们村共产党马绍杰在敌人一次搜捕中被敌人抓去，经过多次严刑拷打，也没有出卖党的机密，最后，他被敌人杀害了。我从事抗日工作时最危险的一次，是在1945年的一天，30几个日本鬼子和汉奸包围了我们村，找到我们家，他们要抓抗日积极分子李世璜。正巧，这天我哥不在家，但他有一摞抗日宣传资料正好放在家里。眼看鬼子和汉奸翻箱倒柜，快要发现那摞抗日宣传资料时，这时候，我故意将桌上的煤油灯撞倒，煤油灯的油溅到一个鬼子身上，他暴怒地抓住我的头发，朝墙壁上撞。最后，鬼子和汉奸等了一天，也没有抓到我哥哥，就走了。鬼子和汉奸前脚走，后脚我就被邻居大妈藏到他们家夹墙里了，她说，鬼子和汉奸抓不到李世璜，说不准，转身再回来抓走你。为此，我在邻居家夹墙里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在确信鬼子和汉奸没有再来时，乡亲们才让我出来。
1945年5月麦黄时节，在咱们区武装部长的介绍下，我终于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一次，我们村有7个同志同时入党，其中，有3位女同志，4位男同志。我哥哥世璜也在其中。这样的话，7名新党员，就有我们兄妹俩。过去有人问过我，你入党时，是咋想的，说真的，我当时入党的想法非常简单，就只知道共产党打鬼子和汉奸，希望穷人有饭吃。我跟着共产党走牢靠。1947年，组织送我到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分到财政大队，当时，学习条件很艰苦，没有讲义，没有书本，我们就自制小本，一边听老师讲，一边记。学习结束后，我又按组织安排，入关到了东北，被分配到东北局财政部工作。1949年5月又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大队到湖北，参加新中国湖北的建设。我能从当年胶东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在革命的风暴中得到成长，是完全得益于党的培养和教育，得益于同志们关心和帮助。对此，我会永生难忘！
李世玉：1929年生，山东省牟平县人，1945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5月入党，离休前任湖北省财政厅副厅级巡视员。
王忠厚：难忘的战火青春岁月
1943年初，我从窑山村到牟家宅子头村小学当教员。同年春，在组织安排下，我与李军﹑张强等5人，又从牟家宅子头村到胶东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所属的东海教导大队参军，成为八路军战士。当时，我们在东海教导大队主要学习投弹﹑刺杀﹑队列等军事科目。一年后，我被分配到东海独立团负责民运工作。1945年，根据地方工作需要，我从东海独立团转业到海阳县政府工作，任县政府秘书股长。这时，根据上级要求，要扩大根据地，发动群众参加八路军，我们常跑村进户，做宣传工作，结果效果非常好，最后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子妻送夫，甚至父子同时参军当八路军的感人场面。1947年4月，经组织批准，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了。5月，为了配合解放军打鲁南战役，我们海阳县组织了1000多名民工到前线支前。此次战役前后打了近半个月，我在县长王炳初同志的带领下与民工同志一起冒着硝烟弥漫的战火，一直在前线给解放军同志送弹药﹑物资，抬担架转送伤员。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对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1948年秋，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我又随第二野战军南下大队从山东出发，经河北﹑山西，穿越太行山，达河南禹县。在此学习三个月，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此时也在禹县，他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同志给我们讲如何发动群众，做好新解放区工作。三个月学习结束后，大家面临新的选择。当时，有个说法，即要想吃大米到江汉，要想提拔就到陕南，留在豫西没意见。最后，我被分配到豫西许昌地委所属的四个重点县之一的鲁山县工作，先任县委秘书，后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时任鲁山县委书记是刘湘屏（谢富治夫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卫生部部长），副书记是纪登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当时，豫西匪患猖獗，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干部﹑群众积极分子常常被土匪骚扰，甚至有的被他们暗杀。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豫西区党委决定对活跃在豫西地区的土匪开展一次剿匪反霸活动。按上级指示，鲁山县委机关干部都下到各村发动群众同土匪作斗争。按县委分工，我与另外两位同志组成一个工作小组，到伏牛山下一个村子，负责剿匪反霸工作。我们在这个村工作几天后，村里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他们早就痛恨土匪，对共产党开展剿匪反霸活动非常拥护。我们原计划在第二天召开一个群众大会，批斗本村一名在豫西都有名的土匪头子的父亲，他是村里大地主，过去总是欺负四方乡邻。最后，该土匪头子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便带着一股土匪，从伏牛山下来，将我们工作组住的茅草屋包围了。土匪在房外叫嚣，让我们“共匪”投降，放过他父亲，不然就放火烧房，将我们杀得死无全尸。随即，成排子弹在我们房前响起，枪弹火星直飞。形势严峻，毋庸置疑，尽管寡不敌众，我们还是决定准备与土匪们拼个你死我活。正在我们危机关头，村民兵队长带着十几个民兵赶到了，他们与土匪接上了火，并与随后赶到的县委书记刘湘屏带的县大队同志一道歼灭了土匪。今天，我想到这件事都难以忘记，要不是村里民兵及时相救，我们或许早就牺牲了。
后来，我调离鲁山到巩县，于1949年5月17日，随周季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带的南下干部大队从巩县出发，最后到武汉，并参加了对国民党湖北省财政机关的接管工作。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尽管在我的一生中有许多难以忘记的人和事，但我最难忘的是那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牺牲的战友，最难忘在伏牛山下那一阶段剿匪反霸的经历。几十年过去了，我坚持认为，我们革命的成功，是与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分不开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世界。因此，我坚信，任何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都是永远不可分割的。
王忠厚：1926年生，山东省海阳县人，1943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5月入党，新中国成立初曾任湖北省财政厅行政科主任科员﹑人事科副科长（副处级），离休前任湖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厅党组成员﹑湖北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副厅级）。